一、智能制造是時代必然，是企業再造

　　1.推動智能制造是時代的必答卷

　　極高的戰略定位，有力的政策支持。當前，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，制造業成 為大國博弈新焦點，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，科技和產業競爭日趨激烈。隨著《“十四五”智能制造發展規劃》、《“十四五”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 合發展規劃》等頂層規劃和相關政策支持穩步落地，智能制造在我國有望實現 進一步發展，其所引領的產業新浪潮也已然到來。同時，在美國、德國、日本等發達國家近年來發布的制造業發展戰略中，也不約而同地，將智能制造作為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，并力圖借此搶占全球制造業未來制高點。那么，智能制造究竟是什么?能帶來什么新變化?為何我國和世界各國均將其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呢?

　　廣闊的發展前景，曲折的前進道路。根據《智能制造發展規劃(2016-2020 年)》，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與先進制造技術深度融合，貫穿于設計、生產、管理、服務等制造活動的各個環節，具有自感知、自學習、自決策、自執行、自適應等功能的新型生產方式。然而，上述內容只描述了智能 制造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其所引領的深刻變革，在智能制造的實際落地過程中， 仍需分步驟分階段，解決諸多共性和特性問題。具體來看，智能制造由自動化、數字化、網絡化和智能化四大要素組成。自動化是實現流程標準化、信息可采集的技術基礎;數字化是充分利用數據要素， 實現企業全流程再造的必經之路;網絡化是推動端到端全場景互聯，重塑價值鏈環節的連接紐帶;智能化是轉向智能決策支持，賦能產業革命的最終目標。在智能制造由愿景變為現實的過程中，上述要素的演進并沒有絕對的先后順序，而是需要相輔相成、螺旋前進。其中，為實現自動化所需的軟硬件升級， 是相對容易滿足的必要條件，而為完成數字化轉型所必須實現的企業再造，是當前難點和成敗關鍵。

　　時代的必然趨勢，未定的演變方向。當前我國發展內在產生和外在面臨的安全風險均在上升，從國內情況看，我國科技自立自強存在諸多“卡脖子”問題， 能源安全和產業轉型等各類問題仍然凸顯。從國際形勢看，中美關系進入指標對抗期、矛盾激化期，對華施壓、與華“脫鉤”等政策力度不斷加大，為避免陷入陷阱，把握戰略主動，也需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。中美方面，隨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失去對國會的絕對掌控地位，拜登政府內政騰挪空間收窄，預計將延續“靈活鷹派”外交策略，加大對我國產業圍堵和技術封鎖力度。美國白宮所圈定的四大供應鏈，半導體制造和先進封裝、大容量電池、關鍵礦物和材料，以及醫療用品和原料藥，是白宮構建供應鏈安全，不斷“施加高墻”的核心領域。在落實方式上，美國將以其主導的“美日競爭力和彈性伙伴關系”、“印太經 濟框架”、“四方芯片聯盟”等為抓手，不斷拉攏盟友，構建“排華”封閉圈子，打造對華封鎖“小院高墻”。

　　智能制造是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重要抓手。一是，智能制造將以“鼎新”帶動 “革故”，以增量帶動存量，推動產品價值創造、企業組織形態和產業生態系統發生根本性改變，助力我國產業安全問題的解決;二是，智能制造引發的供需良性循環，將帶動相關產業的科技創新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，助力我國科技安全問題的突破;三是，智能制造將成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抓手，幫助企業減少能源消耗，優化資源利用，助力我國能源安全問題的緩解。軟硬件方面，智能制造已不再是空中樓閣，但亦步亦趨還是另辟蹊徑，仍待抉擇。隨著我國企業在新一代信息技術、先進制造技術等方面不斷取得突破，企業發展模式的顛覆性改變將得到有力支撐，為智能制造由理想化作現實提供了歷史機遇。然而，新產業、新模式的層出不窮，也對我國企業發展道路的選擇提出了全新挑戰，是把發達國家成功企業的發展經驗奉為圭臬，還是結合時代背景和客觀條件求新求變，將成為我國企業破繭成蝶前所需跨越的一道難關。

　　需求驅動方面，近年來消費互聯網的興起，帶來了客戶消費習慣的顛覆性改變。傳統方式下產品的長迭代周期，難以滿足消費者日益多元化且快速變化的需求，倒逼企業進一步踐行以客戶為中心的發展理念，并將關注點轉向使產品真正落地的生產環節。另一方面，消費互聯網所孕育的大數據、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產業，也將成為智能制造發展的堅實基礎。但是，消費互聯網和智能制造之間，仍然存在本質區別，前者意在提升產品和服務的使用體驗，而后者聚焦產品和服務帶來的價值創造，這一模式和思維上的顯著差異，使得從消費互聯網向智能制造的經驗轉移道阻且長。智能制造有無比強大的時代驅動力，但也必須不斷開辟新發展道路。

　　2.智能制造的本質不是技術革命，而是企業再造

　　智能制造不是烏托邦，但也不是康莊道。智能制造與傳統制造截然不同，引入相關軟硬件只是前奏音，對企業組織形式和價值創造方式的顛覆性改變才是主旋律。智能制造有其時代必然性，但其所引發變革的深遠歷史意義，決定了對智能制造實際效果的評價，不能只關注短期，而需要放眼長遠。智能制造不是一場百米跑，而是一場馬拉松。是個性化，而不是標準化。智能制造必須從明晰企業戰略出發，理清企業運營流程，重塑企業管理架構，并結合企業內外部實際情況，蹄疾步穩，最終形成個性化的解決方案。短時間、局部性的資本投入不可能對企業帶來根本性改變，引入標準化的軟硬件也只能在中短期內幫助企業學習成熟經驗、提升運營 效率，而不能直接帶來企業價值重塑。降本增效是共性需求和短期目標，企業再造才是獨有特色和長期愿景。是乘法，而不是加法。智能制造是一項系統工程，涉及企業內部生產經營全流程，乃至整個產業生態系統的轉型升級。智能制造的發展，不僅僅依賴于軟硬件的簡單堆砌，而是必須以不同環節、不同主體間的高效聯動所產生的乘數效應為基礎。相應地，企業確定啟動變革的具體環節更難，實現數據充分利用所需打通的難點堵點更多，需要平衡協調的利益關系也更廣，且任何一個環節的短板，都有可能導致落地實效不及預期。

　　是企業再造，而不只是技術革命。智能制造的發展重點，不在于各環節的新技術引進，而在于企業能否抓住時代機遇，實現自我重塑。技術對于企業的賦能效果如何，最終取決于企業戰略、管理架構和業務流程能否提供有力支撐和廣闊舞臺。因此，智能制造的本質不只是技術革命，資金投入可以直接提升軟硬件的技術水平，但不能直接提升企業創造新價值的能力。企業對自身的認知和變革，才是智能制造實際成效的決定性因素。總結來看，智能制造個性化要求高、涉及范圍廣、變革程度深，不僅需要企業在發展戰略和業務流程上不斷推動變革，也需要政策進行合理引導和有力扶持。智能制造將重塑過去數十年全球產業分工的微笑曲線，生產環節將不再是 可替代、可轉移的低端環節，而是將成為企業產品力、產業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。在此過程中，需要政府與企業同心戮力， 在核心技術攻關、應用經驗推廣、產業生態建設等方面開創新模式，建立新機制。

　　二、各國智能制造發展戰略和難點堵點有何異同?

　　1.智能制造面面觀：有先發優勢，但無絕對優勢

　　無論在國家政策層面，還是企業戰略層面，都不存在智能制造應如何發展的標準答案。從以美國和德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智能制造規劃來看，各國在政策導向上，均傾向于充分發揮自身現有優勢，力爭在領先環節實現突破，隨后借助外溢效應，最終實現全環節、全產業的變革。展開來看，德國選擇以設備智能化帶動產業智能化，以充分發揮自身在全球生產制造環節的絕對優勢;與之相反，美國選擇以產品和服務智能化帶動產業智能化，也是基于美國在全球消費互聯網領域的龍頭地位。兩國政策導向看似不同，實則是求同存異，也將是殊途同歸。

　　然而，自各國相繼提出各自的智能制造發展規劃以來，智能制造在各國不同產業的落地嘗試已近十年，但總體進度仍難言樂觀。由于智能制造具備個性化要求高、涉及范圍廣等特性，決定各國智能制造實施效果的關鍵，往往不是長板，而是短板。彌補短板的重要性和艱巨性，將在推進智能制造的過程中不斷顯現，也不再只是通過資金投入就能加以解決，而是需要全社會、全產業的共同努力。無論是在制造業仍顯大而不強的我國，還是看似在生產環節執全球之牛耳的德國，或是居于產業微笑曲線兩端的美國，都在推進智能制造的過程中，遇到了各類共性和特性問題。

　　2.我國發展智能制造的難點堵點在企業端

　　資本投入不足，內部溝通不暢，落地效果不佳等問題，在我國尤為突出。根據德國 MHP 咨詢公司發布的《工業 4.0 晴雨表》(2021)，在數字化轉型投入方面，來自中美德英四國的 776 家受訪企業中，有 80%以上表示有待加強。具體來看，企業內部對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性以及預期效果的認知不統一，使得圍繞轉型的相關爭議和消極應對變革的官僚主義，成為阻礙進一步投資的主要原因。這一現象在我國尤為嚴重，我國受訪企業中，表示具備足夠數字化預算的企業占比僅為 25%，相當于發達國家水平的一半。究其原因，我國企業基礎設施、 組織架構和產品質量的良莠不齊，使得企業必須從清晰的自我剖析出發，自主決定開啟轉型的具體環節，而難以簡單使用在轉型過程中表現突出的領軍企業經驗，這也加劇了圍繞轉型必要性和實際效果的爭議。在挖掘實際需求和痛點問題以應對這一挑戰時，我國企業又會遇到內部溝通不暢的阻礙。

　　由于智能制造的推進涉及生產、銷售和 IT 等多部門，部門間的信息溝通效率和通力合作程度，是充分挖掘企業實際需求，并決定企業數字化改造發力方向和 實際效果的重要因素。在這一方面，雖然各國都多少存在業務部門和 IT 部門溝通不暢的問題，但我國相較于發達國家仍有差距。這一痛點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自上而下的戰略設計和組織變革，也需要企業內部基礎設施的有力支撐。在企業內部基礎設施方面，各國數字化改造的過程中，都多少受到了原有 IT 基礎設施水平不足的限制，而我國企業在這一方面遇到的阻礙更大。一方面，企業生產、采購、財務等系統間數據缺乏互通互聯性，導致信息孤島問題的產生，因此各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不暢不僅是組織架構的欠缺，也是客觀支撐條件的不足。另一方面，企業內部流程、資源和培訓的缺失，也使得技術引入易而見效難， 轉型開啟易而落實難。企業在購置信息系統和設備時，往往缺乏對自身實際條件的充分考量，也缺乏對項目實施難度和周期的足夠認知。轉型不見效往往并非因為技術無用，而是源自基礎不牢。

　　轉型動機不一致，導致轉型效果不一致，西方謀發展，我國重增效。在遭受疫情帶來的供應鏈沖擊后，各發達國家紛紛反思過度依賴單一產地和市場所帶來的負面影響，并利用向智能制造的轉型契機，積極開拓全球新市場和新客戶。相比之下，多數中國企業對全球市場的拓展仍有所不足。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國部分產品的全球競爭力仍有待提升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 國企業組織架構對全球化發展的支撐不夠。但從中長期來看，以不斷推進智能化改造為基礎，在立足國內市場的前提下，積極參與全球競爭，才是中國企業不斷提升自身實力的最佳途徑。智能制造必定要求企業再造，降本增效不是目的，而是結果，我國企業往往謀其中，得其下。

　　3.德國數據基礎薄弱，美國應用場景不足

　　德國：數字化、網絡化相對落后，掣肘轉型進度

　　如果說我國智能制造短期推進受阻的關鍵，在于制造業綜合水平有待提升，局部短板有待加強，則制造業居于全球頂尖水平的德國，在引領智能制造浪潮時，理應進展順利。但從實際情況來看，盡管德國從頂層設計上，充分結合自身需求，將發展重心落在智能硬件和智能工廠之上，然而智能制造對于互通互聯的全面性要求，仍然使得德國企業在推進智能制造時遭遇困難。具體來看，數字化和網絡化基礎有限，成為德國實現智能制造轉型的最大掣肘。從相關技術的發展程度來看，德國計算力指數遠落后于中美兩國。無論是數據中心、網絡建設等基礎設施，還是人工智能、大數據等實際應用的落地情況，德國均與中美兩國存在較大差距。數據傳輸和分析運算的速度和質量雙雙受限，導致德國企業的智能化進展多局限于企業內，而無法通過高效互通互聯，充分發揮外溢效應，這也限制了智能制造的進一步深化發展。從企業角度來看，一方面，德國的傳統優勢行業在于機械、化工、汽車等領 域，并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生產體系。由于產品短期內難以被替代，升級需求也相對較低，因此智能制造帶來的賦能效應也相對有限，導致企業投資意愿有所不足。另一方面，德國中小企業也遇到了與我國類似的問題，一是受限于資金和技術不足，數據安全難以保證，使得部分企業不愿意貿然開啟數字化轉型;二是復合型人才的缺失導致智能制造的應用效果不佳，推廣效率低下。

　　美國：產業結構失衡，生產環節薄弱，拖累轉型效率

　　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，由于要素成本上升、資本回報率下降等原因，美國開始將中低端制造業和中高端制造業的生產環節移向本土之外，導致制造業占美國 GDP 比例出現持續下滑，但這并不直接意味著美國產業空心化。美國制造業仍然活躍于全球產業浪潮之巔，在信息技術、航空航天、生物醫藥、半導體、消費電子等關鍵領域占據絕對優勢地位。然而，這一極端追求效率和回報率的發展模式，在智能制造時代將難以為繼。一方面，中低端產業的缺失，將使智能制造的落地場景受到極大局限，不利于 美國智能制造產業發揮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;另一方面，生產與研發環節的高度分離不僅導致各環節間的信息傳遞效率低下，由此帶來的本土供應鏈缺失也 將對新興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重塑造成約束。總結來看，智能制造涉及范圍廣、變革程度深等特性，使得各發達國家難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，而是必須首先彌補自身短板。無論是美國積極促進制造業回流，還是德國對數字基礎設施的大力投入，都是智能制造時代下的必然選擇。對于我國而言，如何發揮在數字經濟和產業鏈完整性方面的相對優勢，同時盡快解決企業端的種種積弊，將成為我國搶占全球智能制造制高點時所需面對的關鍵挑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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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報告出品方/作者：光大證券，高瑞東、顧皓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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